我该和孩子讲道理吗？

讲道理，可以说是最常用的一种教育方式，也是除了惩罚外，一般家长最常用的一种行为矫正的方法。然而，作为一名行为分析师(BCBA)，我和我的同行们却不会把这两种方法作为主要的教育手段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知与行是两回事。纵然知与行之间是高度相关的，我们也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状况是：知道未必会去做，而有的时候做了也未必就能说出为什么会这样去做。

　　在我展开下面的讨论之前，我想先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：

　　1.     在你的生活中，当你想要他人做某件事或按你说的方法做某事时，“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”，真的是最有效的方法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你会使用的其它手段和方法有哪些呢？比如利用权力地位的高压（作为上司强行要求下属按你的方式去做事），比如利诱，又比如等待（等该人撞墙无计可施的时候再提出相同的建议），这些方法你有用过吗？它们的效果相比于费口舌讲道理来讲有没有更好一些？

　　2.     反省察看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是我们懂道理就一定会选择正确的做法？你有没有做过以下的这些事情：过午夜才睡觉，插队，开车时超速，顺手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在背后评论他人或说别人的坏话，忘了爸爸妈妈的生日……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在这些例子中，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对于“正确的行为”的定义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但我们真的有做到吗？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最好的借口。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，既然我们自己都做不到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不能指望孩子懂了道理就应该去做呢？！

　　说了很多的“做不到”，还需要说“做到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“做到”远比“做不到”要多得多。既然我们可以做到，那么孩子也可以做到。很显然，我们不仅是因为“知”所以才“做到”，其中还有其它的影响因素。我们要知道这些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，然后把这些影响因素结合起来使用，才能有效地帮助孩子建立并且使用好行为。在这里，使用是关键词：不仅要知，不仅要会，而且要用！

　　下面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写下来供大家参考。

　　我的朋友是一位大学教育专业的教授，对于教育孩子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但她常向我投诉她7岁的大女儿（以下简称A）的问题行为严重，并且她对此有些无可奈何。在没有见到A之前，我在和朋友对话的时候常常嘲笑她“要求太高”，因为我实在不相信象她这样一个温柔且有方法的妈妈的谆谆诱导下，并且以她的高标准严要求为前提，A的问题行为能有多严重。然而，当我去她家小住的时候，亲自观察了A的行为，我很小心翼翼地对她说：“你知道我是搞行为干预的，以我的标准，A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。”很幸运的是，她和我有完全一致的看法，并且要求我帮助她来干预A的行为，所以有了这样一个“四天还你一个不一样的孩子（注：正常发育的孩子）”的成功案例。

　　首先，确定问题行为，并且分析行为的功能，也就是知道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并且持续发生。对于正常发育的孩子来讲，我们可以一次干预多个甚至于全部的问题行为，因为只要方法用对，孩子的行为变化会非常快。A的问题行为主要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对三岁的弟弟非常粗鲁（会出现打弟弟的情况）， 并且绝对不愿意与弟弟分享；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不听从指令（爸爸妈妈让她做的事情，经常不去做）。每当发生问题的时候，A会和妈妈顶嘴，而且态度恶劣。

　　其次要做的是根据行为的功能设计干预的方案。因为我有整四天的时间和我的朋友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，所以我们并没有事前的计划，而是在自然环境，由妈妈在我的直接指导下直接介入干预的。在干预开始之前，我先和朋友聊了一些基本的干预原则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：

　　1.     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。看到孩子的行为不适当时，自己不能先被情绪影响到，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干预，而是跟孩子“吵架”了。这样的吵架，最终多数是以两败俱伤而告终的。

　　2.     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。当家长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语气会变严厉，语音会上升，而孩子的情绪和说话方式都会受到影响，变得和家长一样，于是就演变成了两个人互相比谁的嗓门更大，至于“讲道理”最终也就演变成了你来我往的争论，最终多数是谁也不能说服谁。至于结果有可能是孩子屈服于家长的“淫威”之下（特别是当家长说要剥夺孩子的某些特权时）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家长最终也不能让孩子认错或做其要求的事，然后一场争论无疾而终。

　　3.     A的很多行为是为了获得家长的注意力，或者说是和弟弟竞争家长的注意力。所以，当一些行为是受这个后果影响的时候，家长要学会忽略那些行为。在这个方面，我特意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忽略，要求朋友对A的行为完全视而不见，就好像孩子根本不在那个环境里一样，同时给弟弟更多的注意力。即使要阻止孩子某些伤害性的行为时（比如打弟弟），也要将注意力减少到最少（比如直接抱着弟弟离开）。

　　注：说到这一点，明白和做到真的是两回事。有一次，A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，但明显是为了获得注意力。在我的朋友做出反应之前，我马上提醒她要忽略，她对我点了点头。而仅大约3秒的时间，她很自然地斥责了A。在她的第一句话出口的时候，她立即停止了，然后看着我，我们一起笑了。有了那个小“失误”，朋友总算将“忽略”这两个字印进脑里了，之后再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，她会先问我“要不要忽略”，得到我的肯定之后，她可以很好地做到忽略。对此，她还很沾沾自喜了一番，没少在我面前进行自我夸讲的自我强化。

　　4.     要在孩子行为好的时候，夸孩子，并且给孩子注意力。这个行为好不是指孩子做特别好的事的时候，而是任何好行为。

　　5.     用好强化。对于正常发育的孩子，强化物在生活中无处不在。我告诉朋友说，要让孩子自愿地从事正确的行为，就是要让孩子自己来做判断，什么是她要做的。而这个判断的依据就是强化物：如果从事行为A，就是后果A；如果从事行为B，就是后果B。家长就象是一个销售员，真的好的销售员并不用说服客户来买东西，而是说服客户想要买东西然后来买东西。家长要让孩子做什么，要站在一个“你爱做不做”的高度，但该挖的“陷阱”都挖好了，引着孩子主动往你挖好的坑里跳，去选择那个你想她做的那个事。

　　在这四天里，我们一直遵从以上的这些原则，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行为矫正战。下面讲一些发生的小故事，以及我们的干预方法。

　　在我刚去到朋友家的时候，A并没有与我有多亲近，而弟弟则只要有人陪他玩就会特别高兴。两个孩子其实都不是特别粘人，相反，都是我主动找他们去玩。因为，要干预注意力强化的行为，必须要制造相应的环境（给弟弟注意力），才有机会去教导正确的行为。我陪着弟弟玩汽车，但并没有邀请同处一室的A一起玩。A起先并没有主动来加入我们，但十来分钟之后，她就受不住我们这边热闹的诱惑，坐到我们身边来了。因为我对她来讲还是一个陌生人，她并没有出现过激或不适当的行为。当我邀请她一起玩的时候，她自然地加入了。我们玩互相推小车的游戏，三个人坐三个角，小车可以推给其中的任何一个人。当我问她是要把车推给我还是弟弟的时候，她总是选择我，这个结果是在意料中的，但在这个时候并不适合建议她去把车推给弟弟。因为知道对方不会执行的指令，就是一个无效指令，而一个无效指令的发生，就会强化不服从指令的行为。我建议弟弟把车推给姐姐的时候，弟弟会很听话地照做；而我则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随机地选择。这样一来，我和弟弟在玩车的时候同时会有两个对象，而A则只有一个游戏的对象；并且在我们不断示范正确行为的前提下，A终于主动把车推给了弟弟。当她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达到了第一个目的：分享。并且，这个行为的发生并不需要额外地给予强化物，甚至不需要夸讲，因为游戏的乐趣就是最好的强化物。

　　在我们玩着游戏的时候，弟弟又从柜子里找了另一部车出来，A立即从弟弟手里抢过车子，说那是她的，不能给弟弟玩。我鼓励她分享，她很聪明地从柜子里拿了另一部车子出来，说这部车子可以一起玩。而我则不接受她的条件，告诉她，我们想要玩那部车子，她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玩那部车子，也可以选择不和我们玩。A说可以让我玩，但不能给弟弟玩；我回答她说，我们是要一起玩的。A仍然不愿意分享，所以之后的游戏，我就带着弟弟玩他的小车，同时忽略A的存在。A最终也没有能与弟弟分享她的小汽车，所以我们最终都没有带着A一起玩。这个小小的片段，是为了让A自己去体验后果；只有在她自己体验过不同的后果之后，才会对她将来的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。事实上，在后续的活动中，A渐渐地开始与弟弟分享，一开始是从她不甚在意的东西，但她的主动分享给弟弟是我们想看到的，也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对此我们也对A给予了很多夸讲（同时也是正向的注意力）。在最近与朋友的通话中，朋友提到分享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。在这里需要指出，我们不会要求孩子分享她所有的东西，有一些确实属于A自己的东西，是需要允许孩子保留不分享的。

　　在这四天中，A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问题行为是在我们去餐厅的时候。刚安排好桌子，A就要求坐在妈妈边上，事实上，她也知道妈妈是需要照顾年幼的弟弟的，但不管妈妈怎么和她讲道理，她就是不答应，最终是在妈妈严厉的要求下，她站起来让座，但明显那个时候，她的情绪已经非常不好了。正好那个时候，服务员来点餐，A重重地把书扔到了桌面上，把服务员都吓了一跳，并且接下去一系列说话的态度都非常恶劣。于是，我要求朋友彻底忽略A，无论她说什么，我们都不接话，也不主动跟她说话。A意识到我们态度的不同，但她也仍然有情绪，所以也保持着恶劣的态度。整顿饭就在“不理睬”的情况下结束了，临走的时候，我提醒朋友仍然不要跟A说话。我们收拾起身穿衣服的时候，A就在那里看着我们，眼神里的意思“你们不叫我吗？”，而我们真的就没有叫她，当我们准备走人的时候，A快速地站起来，穿上衣服跟着我们出来了。到家之后，A直接回了她的房间，不理睬我们。朋友问我，是不是需要去教育一下A，我告诉她说耐心的等，还不是时候。大约过了大半个小时，A自己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先是靠近妈妈在的地方，然后开始和妈妈说话，这个时候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回应她，所以仍然没有理A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朋友是可以回应A的，但因为错过了那个时机去提醒我朋友，就只能继续等待A下一次的主动接触了。我们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，还将门虚掩着，A轻轻地推开门，但没有走进来。这个时候，我邀请A进来，但我很平静地告诉她，我需要和她先谈一谈。这个时候，A的情绪已经完全平复了，她也清楚地知道这个谈话是避免不了的，所以很乖地在我对面坐下了。我和她讲了今天在餐厅发生的事，讲了哪些行为是不应该发生的，也讲了为什么妈妈要和弟弟坐在一起。其实这些道理作为7岁的A来讲都是明白的，只不过当安排与她的期望有冲突的时候，对于“道理”的接受程度自然就降低了，随着情绪的变化，行为问题自然就发生了。A很认真地听着，没有反驳任何我说的话。我的讲道理大约花了五分钟的时间，当我结束的时候，朋友还“意犹未尽”，估计是觉得我的道理讲得不够仔细深刻，她又接过话茬，开始新一轮的讲道理。A一直很安静地听着，态度很好。朋友没完没了地讲了十来分钟，直到我出声阻止她再讲下去。讲好道理之后，我马上对A说，“好了，接下去我给你看些好东西”。在我的行李里，很巧合地有一样一定会让小女孩很喜欢的小东西，我拿出来给她看，果然她一看到就爱不释手。我告诉她说，如果她连续三天表现好，并且解释了表现好是指没有让妈妈生气的行为发生，她就可以得到这个礼物，A高兴地答应了。在我离开朋友家之后，朋友发来了A拿着奖品的照片，A还给我留了言，告诉我她给她瓶子上的小猫起了名字，还问我有没有给我的小猫起名字。

　　以上这个小片段的重点在于：当行为发生的时候，首先，我们不能强化不正确的行为。A的目的是想要和妈妈坐在一起，不管她发多大的脾气，这个目的都没有达成。其次，不要在孩子情绪不佳的时候去尝试说服。等孩子情绪稳定下来之后，讲道理才能起到效果，也不会引起孩子新一波的情绪和行为问题。第三，用好强化，吸引孩子主动来找你。对于A来说（或者说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讲），注意力是最大的强化，让孩子主动来找我们，比我们主动去找孩子，对于我们接下去想要做的事情来讲，是一个最佳的起点。第四，不要积累情绪，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要让它过去。跟A讲完道理之后，后果也就可以撤除了，仍然正常地对待A，才能让孩子有机会从事正确的行为，得到好的结果。通过积累的经验，让孩子真正知道，行为与后果的对应关系，做好的行为得到好的结果，以后孩子自然会为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　　最后，再讲讲如何强化A服从指令的行为的。每次朋友让A练琴的时候，A总是能拖则拖，而朋友则免不了地大呼小叫，不断强调如果不弹完琴的后果是什么。这天，我把A叫过来，告诉她，弹完琴之后，我就陪她编手环。A很爽快地就把琴弹完了，而当然，我们很愉快地在编手环中度过了一个晚上。另一天，爸爸让A收拾她的玩具柜，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任务，而且因为A有能力做这个事情，爸爸妈妈并没有去帮她。A倒是一直在乖乖地收拾，但嘴上则是抱怨不断。我又把A叫过来，偷偷地告诉她，如果她收拾好玩具柜，然后去换好衣服准备好出门，我就给她用我的香水。A虽然仍然有抱怨，但她在我们出门前把两件事情都做好了，当然她也如愿地用了我的香水。我告诉朋友，要让孩子服从指令，就要用好强化；就好像我们去上班就一定会得到薪水一样。而这些强化并不需要刻意地去给予的，而是有效地结合生活中本来就在给予孩子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。在最近和朋友的通话中，朋友很得意地跟我说，发现自己手中可用的强化物太多了，感觉自己很有power（权威），现在叫A弹琴，做作业，念书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。

　　我的朋友不止一次跟我说，孩子的外婆一直嘲笑她说“瞧你一直给孩子讲道理，也没见效果”。我其实也一直对家长说，讲道理是可以用的方法，但要用对，而且要结合帮助且强化孩子“行为”的方法一起用。因为离案例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没有写很多的细节，但仍然希望通过这些小故事，让大家看到一点：讲道理并不能真正地改变行为，帮助孩子去做并且强化孩子的正确行为，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。

　　另外，通过本案例，我也希望能传达一个信息。ABA并不是专用于自闭症孩子的干预的，它可以用于任何人群。将ABA用于正常发育的孩子的行为干预中，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。我们都知道，好行为要从小培养，而ABA的方法是建立在强化的基础上的，相比于一般家庭常用的讲道理和惩罚的方法，ABA的方法是更积极更正向的。当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用到一些后果性的方法；但更多地时候，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在问题行为还未发生的时候，来教导和帮助孩子使用正确的行为，并且让孩子得到愉悦的后果。教导强化与讲道理惩罚之间的比例应该高于90%（正向）/10%（后果）。这样，孩子所处的环境才是积极及愉悦的。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帮助孩子愉快地成长吧。